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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5章广州机器局总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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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,以他的资历,是坐不稳当的。他要是再大一点,说不定我真把他扶上这个位置。现在不行。”瑞麟说道。

    “我是要准备考状元的,现在绝对不会,掺于你们的事情。所以,你们别打我的注意。”何宏俊说道。

    “当然不是你,听说何耀章的人目前正闲赋在家。他正是员外郎。”幕僚说道。

    “他父亲?懂得洋务吗?”瑞麟问道。

    “何公子现在懂得这么多,必与其的教导有关。想来也应该是通晓洋务的人,而且我听说何耀章大人,造福一方,为官清廉,在任上,不成克扣粮饷。只是水至清,则无鱼。这种性格不受同僚待见,升职以后,一直在等待职缺。”幕僚说道。

    说到这里,也就没有再说下去。不过所有人也都听明白了。这个职位不仅要懂得洋务,关键这个人还不能贪。毕竟是几十万银子,一旦有人贪腐,那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。

    “你有什么意见没有?”瑞麟向何宏俊问道。

    何宏俊苦笑了一下回答说:“这种事情我能有什么意见?再说即便有,我说了也没有用啊!”

    瑞麟听了以后,哈哈大笑。看了一眼何宏俊,然后说道:“那就是何耀章了。”、

    清朝末年,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:“不贪不滥,一年三万。”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。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,他们贪了钱,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,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,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(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),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,每年分得大笔红利(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),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,也懂得买地收租,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。不管怎么投资,都能让钱生钱,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,更惊人。

    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李侍尧,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,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,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,你看,过一个春节,过一个生日,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。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,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,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,集资送礼,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。早在南北朝时,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,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,我看清代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。

    坦白说,跟其他总督相比,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,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,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。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,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,逮了起来,想杀掉,又不舍得(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,很受乾隆赏识),让百官评议,有个官员说:“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,算是清廉的了。”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,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。

    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,像若干年前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,家里“不名一钱”。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,比华南虎都稀缺。

    清官之所以稀缺,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、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,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(康熙、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“圣训”,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,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),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,逼着官员不得不贪。

    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:知县收了火耗,得分给上司,总督贪了巨款,得花给皇帝。我想再补充一句,乾隆给母亲过大寿,要造金发塔,缺1200两黄金,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,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。按当时金银比价,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,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,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,你让他埋单,他肯定得贪。所以说清官在这个年代是混不下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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